资料十三：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中国教育公平受关注
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多次表示“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来抓”。同时，他也指出：“要改变现状，就要对教育投入、规划、政策做进一步改革，这 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”
(一)“三大不公”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，大致有三大层面。
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--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，近年随着学历增加， 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。现在，城市人口拥有高中、中专、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学历的人 数，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?5倍、16?5倍、55?5倍、281?55倍、323倍。
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“外省人”的不公。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，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，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 大门。但现实是，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，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。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，还有一种不公正，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 造成的不公--也往往和“教育腐败”相挂钩。
(二)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“三大不公”当头，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，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。上大学，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，还要比较身份、户口、关系网、财力。教育本应 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，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，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，但面对“三大 不公”，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，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，反而造就与扩大 了阶层鸿沟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》研究报告表明，目前我国 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，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，调查数据表明：“干部子女当干部 的机会比常人高2.1倍。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：户籍、就业、人事这3个制度，以及社会保障和教 育制度的不合理，使社会流动不畅，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。 观察家们还指出，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，户籍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就业制度、人事制 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、公正，但与之相比，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。国民占有教育资 源严重不平等，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，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 碍之一。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：“近10年以来，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‘ 新马泰’旅游，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时，无数遭受工资‘拖欠’的乡村教师 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。”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，现在却向着“不稳定”的方向转 化，这显然是一个“不祥的信号”。 “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，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。”学者陆学艺感叹 。学者朱学勤也指出：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，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 行亡羊补牢，尽可能补救前衍，怎能再人为的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？
(三)计划经济的最后“堡垒” 不少研究者指出，中国目前这种“教育不公”的体制，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“城市优先取向”的思路残余。 据中国社科院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”调查，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 资是5800多亿元，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%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%，而占总人口数60% 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%的教育投资。 相关资料显示：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，从而使80%左右的农 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。 此外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，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--为创办 所谓“一流高等学府”，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，而农村中小学 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，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 学，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！从数据上看，中国的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平 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∶1∶23，而美国为1∶3∶2。
还有观察者指出，长期以来，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，即人为地制造“重点”。 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的事情：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，去面对13 0万元 的正常运转需求；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“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”拨 款。与此相对应，在同一个城市，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，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 以上。 农村地区亦然。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，力求培养几个尖子，几 个状元，结果“树起一根杆，倒掉一大片”。也就是说，农村地区的教育， 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待遇，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的体内。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 名校、重点校，便合力使“扶富削弱”的风气愈演愈烈。在某省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，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。 在市场经济时代，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，这种偏袒城市居民、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。
对此，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，教育部日前表示，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 村，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。在高等教育阶段，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……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，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，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。 观察者指出：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，直到1998年底，教育部才公布高 考改革方案，并提出“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”。此后，全国陆续形 成包括“3+2”、“3+综合”以及保送生“综合能力测试”等多种招生考试。但是，改革一 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。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《南风窗》直言，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，但 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、划线录取的办法，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，加剧 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，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。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，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，理应对全民平 等开放。而现在，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，搞分数线差异，“其真实目的 ，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”。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“虚幻性”，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 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： 近期教改种种“药方”，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。然实行易，见效难，因西方体制背后的 深层结构--学术自主、教育私立、市场机制等--中国无一具备，仅片面引进“教条”， 一厢情愿强求，遂不免效颦画虎，两皆不似。而50年文化断层、教育滞后、行政结构尾大不 掉、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，并无本质改换，兼以“药、症”同体之效，诸般教条如 急火猛药，过犹不及，尤添病源……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“堡垒”。显然，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，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。
(四)警惕扩散到系统末梢的腐败
制度的缺陷长期没有纠正，自然滋生大量腐败行为。 研究者指出：一方面，由于历史沿革，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， 不论是办学体制、管理体制，还是教育思想、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。同时，由于财政 来 源多元化，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，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。 变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--所谓“兴趣课”，“特色班”，“名校办民校” ，“二级学院”，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。 对高校来说，近年在招生录取、学科设置、物资采购、基建工程、干部聘任方面，“猫腻儿 ”也越来越多。 显然，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“清水衙门”了。但相关的监督、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， 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。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 ：据悉，中国不少高校，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%的比例。 另外，大多数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、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。 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，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--对于逐利者来说，这里有一座超 级大金矿。 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：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、教辅等项目上花 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。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，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%左 右，如按此比例，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！ 任先生还指出，据报道，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，但这些乱收费项目，还 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，如果加上这个数字，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 元了！ 这一数字，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，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--这无疑是比5000亿 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。 “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。”《眺望》周刊最近在探讨“陕 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 长”问题时，如是结论。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，更应予注意的是，虽然高官腐败夺人 眼球，但最可怕的，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，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、人人都 默认的规则化运作。 假如每个班主任、课任教师都进入“售书提成”的环节，成为进入教室的“零售终端” ，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，那么，所谓“师道尊严”何由确立？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 的血管与神经末梢！ 所以，在记者看来，阻击教育腐败，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，而是要 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--比“害群之马”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“马瘟 ”。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，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，更在于恢复古老的“师生之伦”： 教师的“束”应来自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努力，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“营业员工资 ”，则分文不应苟取！
(五)让教育议题重返时代重心 “教育公平”改革呼声急--有许多值得聆听、尊重和沉思的声音：发自广大的民间， 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。 2005年，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“改进高考制度”的建议，包 含“取消地域指标，重点高校实行联考，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”等一系列内容。建议公布后 ，深得广大民众支持，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。 开春以来，还有更多温和或激进的改革呼声在积聚，在回荡。 湖南“教育界五老”建议：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，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%，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。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“两会”上提议：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；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。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：大学应可分为国立、省立、市立，其中，国立大学向全国公 平招生，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。杨还认为中小学的“重点学校”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 法，造成强烈的择校热，应该停止。保送生、特长生、定向生、国防生、三好生加分等政策 ，也都应予取消。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：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。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，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，实现教育财 政划拨的整体均衡，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。 呼声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还包括：
--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。
--行政部门只能按照《宪法》和《教育法》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，不能以政策方 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。--大学应实行政校分开的制度，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学术研究。
--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，压缩考试科目、天数，增加高考次数，推行能力考试，减轻学 生负担，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，招生由大学自主。
--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，取消在高考招生、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。
--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。
--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。
总之，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，乃是一个崭新的“公共性格”，即公平地供给、公 正地选择、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。 “教育的改革，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，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 革，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、聪明才智，共同铸造一个透明、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-- 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。”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。 “有教无类。”我们期待着“教育公正”运动的开展，让平等受教育权重返时代议题的 重心。
华图优品 
助你上岸
招考资讯
图书教材
